中国现代考古学家—李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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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济(1896.7.12-1979.8.1)人类学家、 中国现代考古学家、中国考古学之父。字受之,后改济之。湖北钟祥郢中人。1911年考入留美预科学校清华学堂,1918年官费留美,入麻省克拉克大学攻读心理学和社会学,并于改读人口学,1920年获得社会学硕士学位后,转入美国哈佛大学,读人类学专业,获哲学博士学位。1922年,李济哈佛大学毕业,返回祖国,受聘于清华大学、南开大学,任国学研究院讲师,后长期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任职,1949年后赴台湾大学及史语所

李济(1896年7月12日-1979年8月1日),字济之,湖北省钟祥市人,中国台湾人类学家。

1918年,毕业于清华学堂,后前往美国留学,就读麻省克拉克大学,学习攻读心理学和社会学硕士学位。

1920年,进入哈佛大学人类学系,受民族学家罗兰·狄克森(Roland Dixon)与体质人类学家恩斯特·虎顿(Earnest Hooton)指导,于1923年完成论文《中国民族的形成》,从而获得人类学博士学位,并于同年返回中国。

人物简介

1924年,开始田野考古。

1925年,29岁的李济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人类学讲师,与著名的四大导师(梁启超、王国维、陈寅恪、赵元任)同执教鞭。

1926年,李济发掘山西夏县西阴村新石器时代遗址,此为中国学者最早独立进行的考古发掘。

1929年初,应聘出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主任,领导并参加了安阳殷墟、章丘城子崖等田野考古发掘,使得发掘工作走上科学轨道,造就出中国第一批水平较高的考古学者。

1936年曾赴欧洲讲学,1938年被推选为英国皇家人类学会名誉会员,1948年随考古组去台湾,被推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。

1949年至1950年兼任台湾大学教授,并主办考古人类学系。1955~1972年,在台湾省任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。1946年还参加中国政府驻日代表团工作,索回日本侵华期间掠去的中国文物。与吴金鼎一起调查过城子崖遗址(吴金鼎先期发现,已作多次调查)并做了第一次小面积的发掘,是山东地区考古工作的开拓者之一,《城子崖》一书的总编辑。

他主要致力于殷墟陶器、青铜器的研究,著有《西阴村史前遗存》、《殷墟器物甲编·陶器》上辑、《李济考古学论文集》等,又与他人合著有《古器物研究专刊》。

贡献

1928年至1937年,他主持了震惊世界的河南安阳殷墟发掘,使殷商文化由传说变为信史,并由此将中国的历史向前推移了数百年。直至今日,它依旧被视为人类文明史上最重大的发掘之一。 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,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名字———李济。

我们关于商代的知识很大程度上是由李济给我们划定的。他领导的安阳发掘,对20世纪整个下半世纪的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影响———包括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所长夏鼐、台湾中研院史语所所长高去寻在内的中国考古学界领袖人物,都是在安阳接受的考古学训练。

已故的考古人类学大家张光直以台湾中研院院士、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、哈佛大学教授的权威身份,曾对自己的导师李济做过评价:近60年的岁月里,一开始作为中国考古学之父,随后又作为中国考古学掌门人,他的学术思想一直在中国这门学问的发展中占据支配地位。 如果不将张光直所说的“中国学界”缩小为台湾学界,那么他的判断显然过于乐观了。李济在1948年年底随史语所迁台,这一选择很难以优劣论,但其所造成的尴尬局面却是显而易见的。

梦想

这个年轻的中国学生在“自撰简历”的最后写道:“要是有机会,还想去新疆、青海、西藏、印度、波斯去刨坟掘墓、断碑寻古迹,找些人家不要的古董来寻绎中国人的原始出来。”

22岁,去哈佛攻读人类学。后来,他果真去“刨坟掘墓寻古迹”了,只不过并没有去新疆、青海、西藏、印度或是波斯,而是在中原的河南、山西和山东。

1926年,主持山西夏县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发掘,他成为第一位挖掘考古遗址的中国学者。1930年主持济南龙山镇城子崖遗址发掘,他让龙山文化呈现于世人面前。如今,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已成为中国远古历史的标志性术语,许多对考古学一窍不通的人竟也耳熟能详。只不过,大多数人对他却是闻所未闻。

1945年,担任中央历史博物馆首任馆长。1948年,当选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,同年底随中华民国政府迁居台湾,并于隔年创立国立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。1955年,接任董作宾的遗缺,担任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,直到1972年为止。

1979年8月1日,病逝于台北温州街寓所,前后发表考古学著作约150种。其养子李光周亦为台湾重要的考古学家。

李济对中国考古学的影响是持久与多面向的(张光直,1981)。他在1928年至1937年所主持的殷墟发掘塑造了中国考古学学术体系的雏形。1950年代至1980年代的中国与台湾考古学的主要领导人物,如夏鼐、尹达、高去寻 、石璋如、尹焕章与赵清芳等都曾接受他与梁思永的指导与训练,并参与殷墟的发掘工作;他在台湾所栽培的学生,如张光直、许倬云等,亦为中国考古学与中国上古史界的领导人物。

此外,作为中国第一位考古学家,他个人的研究取向与成就产生深远的影响(张光直,1981,99-100)。他坚持以第一手的材料作为立论依据,并主张考古遗物的分类应根据可定量的有形物品为基础。同时,他从文化人类学的观点诠释考古资料,并不以中国的地理范围限制中国考古学的研究问题。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曾说:“就中国考古学而言,我们仍活在李济的时代。”(张光直,1981,100)

李敖称:“李济三十一岁起就做学阀,八十四岁才在武侠小说中死去。他垄断学术,自己不研究也不给别人机会,‘安阳发掘报告’有始无终,‘中国上古史’计划拖延不做”,又称李济是“最后一个迷人的学阀”。

往事

1959年,以《考古》杂志为代表的大陆考古学界对李济发起了猛烈的“围剿”

。李济的儿子李光谟甚至还收藏了当年的一期《考古》,整整一期都在批判李济。此后,和许多政治上选择错误的著名学者一样,这个名字逐渐消逝在我们的阅读视野中。
不知道李济对于此种“围剿”的反应如何,但他曾对1949年后大陆的考古发掘报告提出过严厉的批评,认为其中缺乏实际材料,充满了政治术语,对出土地、器物、尺寸等内容居然都号称“保密”。
“我想,按照他一贯的标准,这些根本都够不上考古学。”李光谟感叹道。
直到后来西安半坡遗址的发掘报告出来以后,李济对大陆考古学的印象才有所改变,他自己的文章中也开始引用大陆学界的资料。
李济去世后,人们回忆:“他是一个被上级、同僚、晚辈、学生害怕的人,但他对待真心为学的人则给予最大的帮助。”其实岂止“害怕”,在一些人眼中,此人简直就是可恶。台湾名人李敖就曾写过文章,称李济为“最后一个迷人的学阀”。李济因固执而获罪为“学阀”,但饶是刻薄如李敖,也从不否认他身上“迷人” 的一面。 李济人生最辉煌的一页是在殷墟,此后,考古学家和他发掘的遗址天各一方,路途迢迢。身不能回大陆的李济,晚年心中是否牵挂殷墟?隔海相望殷墟,心中是怎样一番滋味? 这些问题,由于长期的两岸阻隔,甚至连李光谟也无法回答,但他说:“1977年,李济生前最后一本著作是《安阳》,可见殷墟在他心中的位置。”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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