著名作家高建群首谈雷某案：我永远站在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一方

简介

高建群，汉族，1954年1月出生，祖籍陕西临潼。新时期重要的西部小说家，国家一级作家、原陕西省文联副主席、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。享受政府特殊津贴有突出贡献专家，国务院跨世纪三五人才。2004年被《中国作家》评为当代最具有影响力的中国作家。 其代表作长篇小说《最后一个匈奴》是新时期中国长篇小说领域重要收获之一。此外还有长篇小说《六六镇》《古道天机》《愁容骑士》，中篇小说《雕塑》《大顺店》《刺客行》，散文集《新千字散文》《我在北方收割思想》《穿越绝地》《惊鸿一瞥——作家高建群眼中的西部》等重要作品问世，拥有大量读者，取得广泛影响。被誉为浪漫派文学最后的代表人物，中国文坛罕见的具有崇高感、古典精神和理想主义色彩的重量级作家。

其中，长篇小说《最后一个匈奴》产生重要影响，被称为陕北史诗、新时期长篇小说创作的重要收获，在台湾地区以繁体字竖排版重版。另有长篇小说《愁容骑士》在台湾再版。《大平原》获最高政府奖——中宣部第十二届五个一工程奖，名列长篇小说榜首，《统万城》获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优秀图书奖。

写作是一个充满苦难和崇高的过程

记者：我在读高中的时候，有幸拜读了《最后一个匈奴》，后来又看了一遍，精彩的章节有的看了好几遍。我始终没搞明白关于这本书的书名，到底与匈奴有多少关系。

高建群：《最后一个匈奴》这个书名是最先取的，后来在编辑过程中曾经还想了几个名字，都觉得不太好，后来还是定了最初的名字。

这本书是一部中国文明史，实际上是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相互交融、交互冲突而形成的文明史。中国以农耕文化为基础，农耕文化难以维持的时候，马蹄哒哒，游牧民族呼啸而来，给这个国家以洗礼。

“在这个地球偏僻的一隅，生活着一些奇特的人们。他们固执，他们天真善良，他们心比天高命比纸薄，他们自命不凡以至目空天下，他们大约有些神经质，他们世世代代做着英雄梦想，并且用自身创造传说。他们是斯巴达克和唐吉诃德性格的奇妙结合，他们是生活在这块高原的最后的骑士，尽管胯下的坐骑已经在两千年前走失。他们把死亡叫做‘上山’，把出生叫做‘落草’，把生存过程本身叫做‘受苦’。”这是《最后一个匈奴》第16章的部分内容，这本书就是要写“他们是生活在高原的最后骑士”。

记者：在《最后一个匈奴》之后，您的作品陆续、大量问世，《六六镇》《古道天机》《愁容骑士》《遥远的白房子》《胡马北风大漠传》《统万城》《大平原》等30余部。写作是苦旅，您是怎样坚持下来的，又是怎样做到如此高产？

高建群：我曾经在 中苏边界当兵，那里最低温度零下40多度，因为气温过低，枪管的钢铁已经冻得发脆，必须慢慢暖热才能让钢枪恢复。那天晚上，我下哨回来，在瞭望登记簿上写完记录，把枪放在火墙上烤枪，让它慢慢暖，让里面的水慢慢往外流。我边烤枪边写诗，耳旁是枪管里的水“嗒、嗒”地往下滴的声音，这时候一位来边防站视察的将军走了进来，他问我写啥，我捂住不让他看，后来他非要看，我就让他看了，看了后将军很感动，说在这样荒凉的地方还有人写诗，还有文学。当时全国只有两家文学类公开刊物，他刚好认识《解放军文艺》编辑，他把我的诗推荐给《解放军文艺》。

这是1975年冬天发生的事情，1976年8月刊《解放军文艺》就登了我的3首诗，叫《边防线上战士高建群》。也许从那一刻起，我就被文学绑架，这40多年来，像梦魇一样，文学吞没了我的一切，我不知道干啥，就在文学的梦魇中活着，也不知道啥叫累、啥叫苦，好像是一种职业病，如果今天不写作，我就觉得对不起自己，就觉得今天白活了一样。

写《最后一个匈奴》的时候，每天最多可以写到15000字，平时写5000字，现在最多一天只能写2000字，甚至给别人写个序，1000多字。每天写点东西，我就觉得踏实了，就觉得自己不是在虚度生命。

记者：您怎么用“梦魇”这个词？

高建群：确实是一种梦魇。包括你和人交往或干什么，好像不是一种真实的生活，是一种梦境。写作的时候，把纸铺开，笔头子在纸上划过，作品里的人物才好像是真实的。作品内容与现实生活好像颠倒了。

所以我一直给年轻的作家说，一定要把写作当个事来干。如果说他们和我们有差距的话，他们认为“我轻轻松松，不从苦难中穿越而过，写个东西就能把人哄了”。不是的，写作是一种充满苦难、充满崇高的一个过程。

艺术家应向伟大的生活求救

记者：您出生在临潼，算是农民的儿子，又当过兵，当过记者，挂职当过县委副书记、西安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，您的作品也与这些经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您还呼吁：“艺术家，请向伟大的生活求救吧。”很多人都想知道，您成功的秘诀是什么，文学创作有没有秘诀或捷径可走？

高建群：我一直都很真诚地生活，我不允许自己以为我是名人或什么，我永远把自己当成一个普通的老百姓，很低调的，始终和中国的劳苦大众站在一边，和他们同苦、同欢乐。之前有地方官员想把街上的拾荒者收留起来，我想，西安这座城市之所以伟大，是因为这座城市在2000多年来承担了一个重要任务，周边的青海、新疆等地方发生灾荒、战乱，人们就会来到西安，在这里活下去，灾荒完了再回去。包括这次“雷某事件”，我是永远站在被侮辱和被损害者一边。

我是不断地从生活中获取新的思想、不断地从自身的阅历和古籍中吸收营养，不断地成长。中华文化博大精深，我越来越觉得自己懂得太少。现在，我每月阅读一部经典，时常觉得读这些经典太晚，如果让我年轻时读到这些，可能会更不一样。

这个世界，每天都有新的东西出来，而一些作家、艺术家们却躲在象牙塔里自怨自艾。我觉得有出息的艺术家，要把自己置身于生活，看企业家怎么办企业，怎么经历失败、成功，把他们的成功、失败写出来，把我们的伟大变革写出来。

所以，艺术家一定要到生活中去，看看人民群众在做什么事，而不是躲在象牙塔里发一些小情小爱，那样文学路会越走越窄，社会会毫不客气地让你边缘化，让你躲在你的象牙之塔内顾影自盼吧。

艺术创作是为了给后人留下精神财富  

记者：据说您的《大平原》就在写自己家的事？

高建群：2007年11月17日，我在高新区挂职结束，回来喝了一点酒，迷迷糊糊的。下午我就提了一个纸袋子，里面装着钢笔、墨水、烟、茶杯、手机，进入丰庆公园坐下开始写，这一“坐”就是1年零3个月，写出了《大平原》。

这本书是唱给中华农耕文明的一曲赞歌和挽歌。写了一个村庄、一个家族、一个家庭的三代人的命运和故事。基本上写我的家族史，写我的爷爷、父亲、母亲、我自己的故事。在我的脑子里，他们都是真实发生过的。

最感人的是他们死亡的时候。我的爷爷死亡前说：“我的名字为什么叫高发生，我现在终于明白了，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没有道理，它的发生就是它的道理。”

我的祖母死后棺材盖已经盖上了，大家说再打开看一眼，看一眼大家才发现，“原来我们是和一个乡间美女生活在一起，但是我们太粗心了，我们没有在她在世的时候告诉她，‘你是一个美人’”。

我的父亲死亡后，埋在乡村公墓里。他死前说：“我的坟头不要高过别人、墓头上不要有花，向我告别时唱两句秦腔就行了。”

记者：《菩提树下》是一部什么样的书？

高建群：《菩提树下》将于2016年11月16日上市。北大几名教授正在逐字逐句地往过看，包括哲学教授、历史学教授、宗教学教授，请他们严格把关，严格挑刺。

这本书是5000年中华文明板块的发生史和流变史，里面写了儒、释、道三教——支撑起中华文明大厦的三根支柱——发生、发展的过程。重点写大教东流，佛教进入中国，在中国大地落地生根的全过程。

这本书不是小说、也不是哲学，像《史记》也像《圣经》。原来没人写过这类书，我为啥写，是我的孙女出生了，我想她那么弱，我已经60多岁了，我不在世之后，将来她面临江湖险恶，她怎么办，她想请教，她向谁请教？我写一本遗嘱吧，让她看看。

“陕军东征”是纸质文学作品的最后一次辉煌  

记者：提到您，就不得不提当年的“陕军东征”、陕西文坛的“三驾马车”。你们创造了中国文学界的奇迹、陕西文坛的辉煌。您是如何看待当年的盛况的？“陕军东征”对陕西文学创作带来了怎样的影响？

高建群：1993年5月20日，《最后一个匈奴》在作家出版社出版后由出版社召开研讨会。在作者发言环节，我说，请大家不要光关注高建群、不要光关注《最后一个匈奴》，我们陕西还有很多好的作家，比如陈忠实，也在写长篇小说，名叫《白鹿原》，还有一位作家叫贾平凹，他的长篇名叫《废都》，如果不出意外，就在1993年出版。另外还有京夫等其他作家，他们都比我写得好，请首都媒体在报道这次研讨会的时候，把我们当做一个团队来宣传。第二天，光明日报头版刊登了一篇报道《陕军东征》，陕西日报第三天也报道了。这就引起了新时期中国文坛的“陕军东征”热闹话题。

当时一时间“洛阳纸贵”，很多人都想把这些书买回去，看不看放到书架上，表示我有文化，表示我紧跟文学潮流。这是纸质文学作品的最后一次辉煌，此后虽然也出现过一些，但是那种“万人空巷、洛阳纸贵”的局面已经不会再出现了。

“陕军东征”对中国文学来说是一个高峰。建国后，陕西曾出现过三次高峰，1961年，“长安画派”在北京展览，人民日报刊发文章《长安画派的崛起》，“长安画派”成为当时中国的三大画派之一，代表当时中国画最高成就。第二次的辉煌是上世纪80年代初西部电影的崛起，出了一批好的作品，培养和造就了一批好的导演和演员，《人生》《老井》《红高粱》《双旗镇刀客》等，代表当时中国电影创作的最高成就。第三次就是1993年的文学东征，达到了当时我国长篇小说创作的一个新高度。

说到“陕军东征”，还必须提到路遥。1985年，他主持召开“长篇小说促进会”，会议提出口号是“最后的较量是长篇小说的较量”，也就是说，作家要写长篇小说。会议结束后，路遥就身先士卒，开始写长篇小说《平凡的世界》，并成为“陕军东征”的一个先声。所以提到“陕军东征”，不提路遥是不公平的。

写《最后一个匈奴》用了红蓝油笔各50支  

记者：我曾看过一个关于您的访谈，您说，您写《最后一个匈奴》时，用了50支蓝油笔、50支红油笔，这里面是有美的讲究，还是有情感的宣泄？

高建群：我在作协领了一个文学奖。出门时在作协旁边的铺子买了50支蓝油笔、50支红油笔，写到理性的场面时，用蓝油笔，我让自己安静下来，理性思维；写到激烈场面，颂歌式的、悲剧式的场面用红油笔，咏叹调般写法，就像陕北高原的咏叹调一样。

当时两个笔筒就放在桌子上，我觉得思想之马要奔驰了就用红油笔，一会儿觉得马要原地踏步了就用蓝油笔，使自己静下来。后来这100支油笔全部用完了。

记者：很多人知道您是作家，其实您在书法和绘画方面也很有造诣，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练习书画的？

高建群：我的书法从文革时期的大字报开始，绘画从刻毛主席像开始，正式绘画是从给《最后一个匈奴》插图开始。那时，有很多的人物形象在我脑海里栩栩如生，他们就像要从我胸膛里夺路而出，我说行吧，我把你们从文字变成具象吧。

最初的画当然也有不到位的地方，但是没关系，画了20多年的画，越来越老到了，画也得到专家的认可。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，我绘画、写字，按我自己的想法来，但回头拿理论书一看，我实践的结果竟然与前人总结的规律暗合。

老百姓说的“一眼通、百眼通”，在某一项艺术上达到了一定高度，别的艺术门类你很快就知道是咋回事，也就是说高度在那里。

艺术是戴着镣铐跳舞的游戏，艺术起源于约束，终于自由。“绘画从画开始，写字从乱写开始”，一定要那样子，一定不要照着帖子、碑文写，你要拿着笔，带着一股气，像向别人倾诉一样画，画着画着就画出样样来。

未来将拿出大量时间用于教学  

记者：您从省文联副主席位置上退下来后，又被西安航空学院聘为该院人文学院院长，您在文学院主要扮演什么角色？

高建群：他们的校长找到我，希望把我请到学校去，请我担任人文学院院长，在学校建一个“高建群艺术馆”，利用学校的资源优势，把这里打造成一个当代中国文学的热点、焦点、制高点，团结一批人，形成一个小气候。

我还从老家移来50棵香椿树、从户县移来户太8号葡萄，弄了一个中式的门，垦一片半亩地的菜地，写了一首诗：“城中我有半亩园，锄头举处可耕田，不为菜蔬不为果，只为乡愁只为看。”

中国文化人可以在“高建群艺术馆”里“相忘于江湖、归老于山林”。平时，我会给孩子们讲讲大课，和专家学者一起，讨论、助推中国文学事业的发展。

记者：近年来，您收获颇丰，《最后一个匈奴》被拍成电视剧，在央视热播；长篇小说《统万城》出版，又改成剧本；去年《生我之门》出版发行。尽管如此，您仍笔耕不辍，您是如何安排正常工作与写作的。

高建群：我把自己的社会活动尽量压缩到最低，有时候躲不过了，应酬一下。其实，和别人去吃饭，这都是应付。我永远在心灵的一个角落里安放下一块牌位，这块地方是神圣不可侵犯的，就是文学。那里才是我可以安身立命的一块耕田。

最近，我到北师大去讲课，讲“生活不但有苟且，还有诗意远方”，跟着“高老师一块崇高”。此外，还有很多讲座，西北大学、西安理工大学、全国语文教研年会等。下一步《菩提树下的欢宴》出版，有50讲，讲中国传统文化。《丝绸之路》有8讲、《统万城》20讲，《秦直道》20讲，这些讲座要在电视台和网络上播出。每讲30分钟，可能要占用我很多时间。但是，我还是希望能把这种活动减少，希望能独处，能有时间进行艺术创作。